-高永峰

　　瓮安打砸事件发生后，很多人在骂官员腐败、政府不作为。笔者认为，瓮安事件肇始之初，其性质与“医闹”类似，是一场由于第3方调查缺失酿成的“公闹”。

　　6月22日凌晨0时27分，李树芬溺水死亡事件发生后，李树芬家属与瓮安县公安局之间的矛盾焦点，集中在对死者死因的鉴定上：死者家属怀疑为奸杀，县公安局法医尸检为自杀；随后在6月25日下午进行了复检，认定为溺水死亡，死者家属当时表示认可，但拒绝安葬死者———这次鉴定方为黔南州公安局；一周后，经反复向死者家属耐心细致的解释，7月1日，所有死者家属均同意安葬，但要求下葬前再做一次尸体检验。而这一次，政府答应由省州县三级公检法部门的法医进行联合复检———几乎动用了一级省政府可以动用的全部法医资源！

　　死者家属对死者死因怀疑的背后，是对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怀疑，这种成见如此之深，乃至于几次如出一辙的法医鉴定结论，竟然成了打砸事件发生前死者家属聚众上街的原动力。死者家属对于尸检结果的怀疑，构成了当地众多谣言产生的基本土壤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家属此前笃定认为是奸杀？为什么几个版本的谣言，均将本案另外3个当事人生拉活扯地与县委书记、公安局长、派出所长挂上关系？倘若死者家属没有对死因鉴定的不满，为何会弃正常司法途径不走，而选择了闹事的方式？

　　死者家属一度想达到什么目的呢？在第二次尸检鉴定出来后，死者家属当时已经接受了溺水死亡的结论，但拒绝安葬死者，要求公安部门责令陈光权、王娇、刘言超、(死者李树芬的男友，同学，及同学的女友)等3个“当事人”赔偿50万元。这个细节非常重要，说明死者家属一度想获得高额经济赔偿。这个经济赔偿的要求显然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。得不到赔偿就想办法闹。当事人对警方出示的法医鉴定一再怀疑，进而提出于法无据的过高经济赔偿要求，并聚众游行，这一系列行为前后连贯，构成后来谣言发酵的温床。

　　瓮安打砸事件发生前，在各种谣言的扭曲下，死者家属成了受尽欺压的弱势形象，仿佛他们挣扎在各种公权力官官相护的天网下、成了一只只被黑恶势力踩在脚下的蝼蚁。社会转型时期，在一个贫富悬殊加剧、各种社会矛盾积压、某些民警与老百姓之间关系相对紧张的地区，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了值得同情的对象。这时候，一个涉及“官员勾结草菅人命”或者“某领导儿子强暴弱女致死”的谣言，极易引起社会共鸣，点燃盲目群众的万丈怒火。这才是6月28日瓮安县城街头“不明真相者”越聚越多的原因。

　　要彻底解决“医闹”问题，如今已经有了社会共识———其要点是，在医院提高服务意识的前提下，形成一套为各方接受的医患纠纷解决模式，特别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。而要根治类似瓮安事件一类“公闹”的问题，则只能在政府施政思路中寻找答案，化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政府责无旁贷。与此同时，司法系统也应该考虑建立第三方的独立尸检系统，以避免出现只要当事人对结论怀疑就可以漫天要价的局面，将之与真正的官员腐败、政府不作为区分开来。